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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國強
●世界上不可或缺的藝術家。──The New York Times
●蔡國強之名無所不在，英語讀者們，快學會怎麼用中文念「蔡國強」！──《華爾街日報》
●全世界最有創意的一百位人物」（2009）──美國商業雜誌Fast Company
●世界藝術界最有影響力的一百位人物──ArtReview（英國）
●香港佳士得藝術拍賣史上，當代華人作品最高成交金額
●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史上參觀人數次高的展覽：2008，蔡國強大型回顧展《我想要相信》
1957年生於福建泉州，1981至1985年就讀於上海戲劇學院舞台美術系，1986年底赴日留學，進入國立築波大學綜合藝術研究室。1995年移居紐約並成立蔡工作室至今。
曾獲日本文化設計與第46屆威尼斯雙年展本尼斯（1995）、48屆威尼斯雙年展國際金獅（1999）、美國歐柏特藝術（2001）、國際藝術評論家協會最佳裝置作品及個展（2005）、第七屆廣島獎（2007）、第二十屆福岡亞洲文化獎（2009）等。
蔡國強的藝術足跡幾乎遍及所有國際大展以及著名的藝術殿堂，如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和現代美術館、倫敦的泰特現代美術館、巴黎的龐畢度當代藝術中心……等，主要火藥草圖及大型裝置作品也為這些美術館永久收藏；除了持續地成功實現多項規模宏大、跨越國界的藝術計劃之外，也常將人類重要的慶典轉化為一種特殊的當代藝術形式，如2008年北京奧運開閉幕式煙火演出等等。
蔡國強隨時充滿好奇心，熱切進行跨領域的突破，曾與科學家、服裝設計師、建築師、作曲家、舞蹈家、電影導演等各行各業頂尖人士合作。他的藝術表現涉及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觀念藝術、多媒體藝術等當代最為前衛性的藝術範圍，是國際當代藝術領域中最受矚目和最具開拓性的藝術家之一。此外，蔡國強還是個別具創意的策展人，如策劃2005年威尼斯雙年展首屆中國國家館；更與其他重要國際級藝術家們合作，關注兒童和社會當代藝術教育，在世界各地實現一系列建立當代美術館（MoCA，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的計劃。
和台灣人同樣講閩南語、拜媽祖的蔡國強，自認「和台灣的緣很深」。1998年首度來台舉辦《胡思亂想》個展後，又持續以《金飛彈》《廣告城》《不破不立》《九二一的烙印》《風．影》等計畫和作品，與台灣社會及文化藝術界對話。2009年，即將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行大型回顧展《蔡國強 泡美術館》，並創作《海峽》等三件新作。
怎樣變成一位藝術家呢？
蔡國強十多歲的時候，常常在早上起床的時候警告自己：「將來不要當上班族！」他覺得，變成了大人，過每天趕著幾點上班的人生，那，這一輩子就太無聊了。
「不想當上班族是非常確定的，但是我現在一點也想不起來自己究竟是什麼時候立志成為藝術家的，或是說，究竟在人生哪一個確定的時間點上作了這決定？我一點也想不起來，只能說是順理成章。」蔡國強說：「我年少時候感興趣的東西，覺得好玩的事物，學校裡學到的理論，我的家人與周遭的故事，一切的一切，最終不知不覺地匯流成一股力量，全部只為我成為藝術家這件事情服務。」
蔡國強小時候勤習武術，他學過氣功，練過太極，學過搏擊，同時他也愛拉小提琴。
練武術的時候他天天打牆壁、打樹、打石頭、打沙袋，用來訓練拳力。手指頭因而愈來愈腫，關節愈來愈硬。打到手指軟骨都增生了。這麼一來就很難同時拉小提琴了。
後來提琴老師對蔡國強下了最後通牒，要他在武術與小提琴中兩者選一，要是想拉小提琴就別去練武術，想要練武以後就別來拉小提琴了。
這讓他面臨抉擇，究竟是要練武還是拉小提琴？
拉小提琴這件事情對少年蔡國強有很大的意義。
對一個泉州少年來說，拉小提琴是一個重要的西化儀式。當時全中國除了馬克斯主義外，任何來自西方的東西都是禁忌，大家都在勞動、釣魚、游泳、打拳，做這些很中國的事情，小提琴是十足西洋的。
「我記得一個夜晚我打開家中的窗，拉奏著小提琴，便覺得彷彿那來自西方的風，順著琴音飄了進來。少年時代的我覺得自己正在西化，感到滿足陶醉。」
這份滿足與陶醉卻遇到了阻礙。
年紀愈大，開始了解自己音準有問題，音樂資質有限，要繼續拉小提琴肯定是撐不住的。尤其後來見到波士頓交響樂團到中國演奏，讓他很驚訝也很受傷。小提琴和交響樂到底是西方人的。「我突然發現自己畢竟離西方很遙遠，於是很多事情自動有了選擇。」
不拉小提琴，就繼續練武吧。然而，接著學武術也出現了狀況。
「我練過氣功也學太極，但學到後來都無法真正專注。我又發現中國武術許多都是表演性的，就慢慢失去了興趣。為了追求有用的武功，後來我改學搏擊，但是我的個子高，體力又不好，頸部每次都被打到。」
然後他也寫詩、寫小說，也拍了武俠電影，作過各式各樣的接觸，然而「都不是自己能夠耍到舒服的」。
只有藝術讓他覺得自己是穩紮穩打的。
之前各式各樣看起來沒有成果、令人疑惑的嘗試，卻在藝術中成了美麗的養分。
比方說，武術理論中說的「借力使力，緊了要繃，慢了要鬆，不緊不慢才是功」，就成為蔡國強處理作品及人際應對的原則口訣。
而學拉提琴，瞭解音樂，讓他開始思考東西文化的問題。
蔡國強十多歲的時候，常常在早上起床的時候警告自己：「將來不要當上班族！」他覺得，變成了大人，過每天趕著幾點上班的人生，那，這一輩子就太無聊了。
「不想當上班族是非常確定的，但是我現在一點也想不起來自己究竟是什麼時候立志成為藝術家的，或是說，究竟在人生哪一個確定的時間點上作了這決定？我一點也想不起來，只能說是順理成章。」蔡國強說：「我年少時候感興趣的東西，覺得好玩的事物，學校裡學到的理論，我的家人與周遭的故事，一切的一切，最終不知不覺地匯流成一股力量，全部只為我成為藝術家這件事情服務。」
蔡國強小時候勤習武術，他學過氣功，練過太極，學過搏擊，同時他也愛拉小提琴。
練武術的時候他天天打牆壁、打樹、打石頭、打沙袋，用來訓練拳力。手指頭因而愈來愈腫，關節愈來愈硬。打到手指軟骨都增生了。這麼一來就很難同時拉小提琴了。
後來提琴老師對蔡國強下了最後通牒，要他在武術與小提琴中兩者選一，要是想拉小提琴就別去練武術，想要練武以後就別來拉小提琴了。
這讓他面臨抉擇，究竟是要練武還是拉小提琴？
拉小提琴這件事情對少年蔡國強有很大的意義。
對一個泉州少年來說，拉小提琴是一個重要的西化儀式。當時全中國除了馬克斯主義外，任何來自西方的東西都是禁忌，大家都在勞動、釣魚、游泳、打拳，做這些很中國的事情，小提琴是十足西洋的。
「我記得一個夜晚我打開家中的窗，拉奏著小提琴，便覺得彷彿那來自西方的風，順著琴音飄了進來。少年時代的我覺得自己正在西化，感到滿足陶醉。」
這份滿足與陶醉卻遇到了阻礙。
年紀愈大，開始了解自己音準有問題，音樂資質有限，要繼續拉小提琴肯定是撐不住的。尤其後來見到波士頓交響樂團到中國演奏，讓他很驚訝也很受傷。小提琴和交響樂到底是西方人的。「我突然發現自己畢竟離西方很遙遠，於是很多事情自動有了選擇。」
不拉小提琴，就繼續練武吧。然而，接著學武術也出現了狀況。
「我練過氣功也學太極，但學到後來都無法真正專注。我又發現中國武術許多都是表演性的，就慢慢失去了興趣。為了追求有用的武功，後來我改學搏擊，但是我的個子高，體力又不好，頸部每次都被打到。」
然後他也寫詩、寫小說，也拍了武俠電影，作過各式各樣的接觸，然而「都不是自己能夠耍到舒服的」。
只有藝術讓他覺得自己是穩紮穩打的。
之前各式各樣看起來沒有成果、令人疑惑的嘗試，卻在藝術中成了美麗的養分。
比方說，武術理論中說的「借力使力，緊了要繃，慢了要鬆，不緊不慢才是功」，就成為蔡國強處理作品及人際應對的原則口訣。
而學拉提琴，瞭解音樂，讓他開始思考東西文化的問題。
「西方文化像哲學、天演論，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大量進入中國。但西方人講究邏輯與分析的哲學觀點讓中國人覺得可笑。中國人認為西方這樣思考宇宙人生是有問題、會碰壁的。因為中國人認為，宇宙萬物以及人生不是靠分析可以走下去的，那時候人們覺得西方人的想法過於幼稚。」
「又比方西方人的繪畫很好，不管是寫生、描繪人的形象，色彩與造型都很好，但是中國人不覺得這樣是什麼藝術家，他們只是工匠。功夫很好但是過於匠氣。加上西方人又奉承中國，什麼東西都要從中國出口，中國人便覺得西方文化不如中國文化，覺得西方人處在較低的文化狀態。」
但是後來出現了留聲機，唱片播放的時候，中國人便受到震撼了。
「哇，原來這些洋鬼子有這些音樂。中國人竟從古典音樂之中，聽出原來西方人真正地理解人的命運，也理解大自然的深度。中國人開始對洋人有了不同看法，能感受到西方人擁有的空間很大。我自己拉琴，就是想透過這扇窗子，去理解西方。」
蔡國強也拍過電影，現在也還是有很多人希望找他合作拍電影。原因是蔡國強擅長談事情，打交道，跟各式各樣的人合作。加上他的藝術有話題性，適合拍電影。而且以蔡國強現在國際上的地位，他可以得到的預算也不小。一個展覽做起來也要幾百萬美金，差不多可以拍電影的預算。
蔡國強始終沒拍電影，因為他覺得自己看不到要去拍電影的意義。
「我的創作語言是，在一塊石頭或一個空間上就包含很多意義。我不喜歡用幾個小時去說一件事情。比方我在台灣個展中用火藥炸出作品《太魯閣》，或用大石頭雕出《海峽》，幾十噸的大石頭本身就可以替我說出我想表達的，以及我用言語無法說清楚的事情。用好幾個小時去說一個故事，對我來說是吃力不討好的。」
蔡國強也常和他的朋友，音樂家譚盾，談起音樂與藝術創作的不同。
譚盾告訴他，有幾次心中突然想到一個很棒的旋律，但是為了要表現這個旋律，必須在作品前面有所鋪陳，等到喜愛的旋律出現了一下，又得隔很長一段，旋律才能再出來一次。
「我覺得只要喜歡其中一個旋律，這個旋律其實從早上就能一直聽到晚上了。我除了那段主旋律，不想聽其他的部分，更何況還故意要鋪陳很久。」
成為藝術家似乎就是這樣自然而然的，沒有什麼某個時間點上的命運的捉弄或上天的神喻。但是有些性格上的特質，才會促成這一切，蔡國強現在想起來，又覺得自己早早就有藝術家性格了。
他說，他從小就喜歡看漂亮的女生，也喜歡花，小時候就會買花回家插。當時在中國會買花的都是要去寺廟裡頭拜拜的老奶奶，或是買來串起當作頭上吊飾的女孩。
還有就是他固執不上班的決心。他很早就覺悟時間在生命中的重要性，如果成為上班族，就不可能安排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次他在古根漢美術館和人對談，對談的對象包括一位是知名廚師，另一位則是性學大師，他們三個人談的是「烹調、性愛與藝術」。對談中蔡國強總結，這三件事情有一個重要的共同前提，就是要有閒工夫。做愛要有閒工夫，吃飯也要有閒工夫，才能細細品味，慢慢消化，再好吃的東西吃太快都會完蛋。
藝術，不管是創作或欣賞，更需要大量的閒功夫。
「又比方西方人的繪畫很好，不管是寫生、描繪人的形象，色彩與造型都很好，但是中國人不覺得這樣是什麼藝術家，他們只是工匠。功夫很好但是過於匠氣。加上西方人又奉承中國，什麼東西都要從中國出口，中國人便覺得西方文化不如中國文化，覺得西方人處在較低的文化狀態。」
但是後來出現了留聲機，唱片播放的時候，中國人便受到震撼了。
「哇，原來這些洋鬼子有這些音樂。中國人竟從古典音樂之中，聽出原來西方人真正地理解人的命運，也理解大自然的深度。中國人開始對洋人有了不同看法，能感受到西方人擁有的空間很大。我自己拉琴，就是想透過這扇窗子，去理解西方。」
蔡國強也拍過電影，現在也還是有很多人希望找他合作拍電影。原因是蔡國強擅長談事情，打交道，跟各式各樣的人合作。加上他的藝術有話題性，適合拍電影。而且以蔡國強現在國際上的地位，他可以得到的預算也不小。一個展覽做起來也要幾百萬美金，差不多可以拍電影的預算。
蔡國強始終沒拍電影，因為他覺得自己看不到要去拍電影的意義。
「我的創作語言是，在一塊石頭或一個空間上就包含很多意義。我不喜歡用幾個小時去說一件事情。比方我在台灣個展中用火藥炸出作品《太魯閣》，或用大石頭雕出《海峽》，幾十噸的大石頭本身就可以替我說出我想表達的，以及我用言語無法說清楚的事情。用好幾個小時去說一個故事，對我來說是吃力不討好的。」
蔡國強也常和他的朋友，音樂家譚盾，談起音樂與藝術創作的不同。
譚盾告訴他，有幾次心中突然想到一個很棒的旋律，但是為了要表現這個旋律，必須在作品前面有所鋪陳，等到喜愛的旋律出現了一下，又得隔很長一段，旋律才能再出來一次。
「我覺得只要喜歡其中一個旋律，這個旋律其實從早上就能一直聽到晚上了。我除了那段主旋律，不想聽其他的部分，更何況還故意要鋪陳很久。」
成為藝術家似乎就是這樣自然而然的，沒有什麼某個時間點上的命運的捉弄或上天的神喻。但是有些性格上的特質，才會促成這一切，蔡國強現在想起來，又覺得自己早早就有藝術家性格了。
他說，他從小就喜歡看漂亮的女生，也喜歡花，小時候就會買花回家插。當時在中國會買花的都是要去寺廟裡頭拜拜的老奶奶，或是買來串起當作頭上吊飾的女孩。
還有就是他固執不上班的決心。他很早就覺悟時間在生命中的重要性，如果成為上班族，就不可能安排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次他在古根漢美術館和人對談，對談的對象包括一位是知名廚師，另一位則是性學大師，他們三個人談的是「烹調、性愛與藝術」。對談中蔡國強總結，這三件事情有一個重要的共同前提，就是要有閒工夫。做愛要有閒工夫，吃飯也要有閒工夫，才能細細品味，慢慢消化，再好吃的東西吃太快都會完蛋。
藝術，不管是創作或欣賞，更需要大量的閒功夫。
藝術家vs當代藝術家
「藝術家什麼也沒做，而是通過他做的這些事情，作品折射了我們時代社會的問題。」
蔡國強發表的兩件裝置《不合時宜：舞台一》與《不合時宜：舞台二》，也是他在思考時代意義以及空間呈現上，表現得十分密和準確的作品。《不合時宜：舞台一》這件作品中，蔡國強用了九輛車與霓虹燈創造出一個連續與速度力量奔騰的空間裝置。他模擬一輛車在地面行駛的車子，似乎受到爆炸的衝擊力量盤旋而起，燈管放射出如同火焰一般的爆炸光，每輛車子呈現出不同的翻騰的程度，最後則落地恢復正常的駕駛狀態，彷彿由速度加重的超現實回到了現實，而車上的閃爍燈光也由快變慢。
《不合時宜：舞台二》的靈感創意則來自中國十二世紀的壯士武松的故事。武松為了拯救村民，徒手打死吃人的老虎。蔡國強在這件作品中，竟讓我們見到九隻真實尺寸的老虎，受到不明飛箭的攻擊，在空中因痛苦翻躍，扭動身體，令人怵目驚心的模樣。在十二世紀的中國，老虎是強大的力量，殺老虎是英雄，武松象徵著人類渴望戰勝比自己龐大的自然力量的慾望。但是在現代的《不合時宜：舞台二》之中，蔡國強展現的感受卻完全相反，看到的是人類的屠殺與老虎的痛苦。同樣是殺虎，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產生了矛盾，也對武松所代表的英雄主義提出了懷疑。
蔡國強的這兩件《不合時宜》正是他對「時宜」的重要省思。
「九一一事件以來，人們對恐怖主義的一致譴責成為輿論的全面性基調。但是九○年代以來，可以見到藝術走向有著輕鬆、遊戲性的趨勢，我自己也參與了這個趨勢，熱衷製作參與性的藝術。藝術家的經濟狀況普遍比起以往好，作品參加拍賣，基金會體制趨於成熟，國際上的藝術家們普遍忙於藝術體系內的活動，也都可以獲得相當充足的贊助。」
在藝術趨向輕鬆化或是唯美畫的走勢上，以及反恐論調的盛行之中，蔡國強卻出現反其道而行的作品，「政治不正確」。蔡國強卻在《不合時宜：舞台一》以恐怖份子慣用的自殺式爆炸攻擊為題。又在《不合時宜：舞台二》中以違背環保意識的「虐殺」為主題。更重要的是，這兩件作品都在展出的時候，以強大的力量影響觀眾心理，造成威脅感與不安，不管就命題或是展覽呈現給群眾心裡的不安感來說，這兩件作品簡直是太「不合時宜」了！
要在藝術作品中充滿力量地傳達藝術家對時代的省思以及感官上的撼動，最重要的便是藝術家的創作意圖以及藝術家在作品執行過程中的準確性與密合度。
所謂當代藝術，尤其是後現代主義之後的當代藝術家，往往有「想到」比「做到」更重要的傾向。藝術成了論述發表的媒介，藝術成了社會理念的彰顯工具，而藝術本身，「做」藝術這件事情，卻往往被當代藝術家所忽視。後現代之後的當代藝術一度傾斜往觀念先行，蔡國強與這批藝術家相當大的不同在於，他對於「做到」有著非常嚴肅的重視，「做到」才是藝術。
從古典的藝術家工匠傳統，什麼是藝術的定義不斷地翻轉討論，創作形式上作了很大的翻轉與融合。蔡國強的觀念是，如果當代藝術家在意的只是想法與論述，但是在作品最終呈現的「做到」表現疏鬆，只有「想到」，而沒有「做到」，就不是好的當代藝術家。
「藝術家什麼也沒做，而是通過他做的這些事情，作品折射了我們時代社會的問題。」
蔡國強發表的兩件裝置《不合時宜：舞台一》與《不合時宜：舞台二》，也是他在思考時代意義以及空間呈現上，表現得十分密和準確的作品。《不合時宜：舞台一》這件作品中，蔡國強用了九輛車與霓虹燈創造出一個連續與速度力量奔騰的空間裝置。他模擬一輛車在地面行駛的車子，似乎受到爆炸的衝擊力量盤旋而起，燈管放射出如同火焰一般的爆炸光，每輛車子呈現出不同的翻騰的程度，最後則落地恢復正常的駕駛狀態，彷彿由速度加重的超現實回到了現實，而車上的閃爍燈光也由快變慢。
《不合時宜：舞台二》的靈感創意則來自中國十二世紀的壯士武松的故事。武松為了拯救村民，徒手打死吃人的老虎。蔡國強在這件作品中，竟讓我們見到九隻真實尺寸的老虎，受到不明飛箭的攻擊，在空中因痛苦翻躍，扭動身體，令人怵目驚心的模樣。在十二世紀的中國，老虎是強大的力量，殺老虎是英雄，武松象徵著人類渴望戰勝比自己龐大的自然力量的慾望。但是在現代的《不合時宜：舞台二》之中，蔡國強展現的感受卻完全相反，看到的是人類的屠殺與老虎的痛苦。同樣是殺虎，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產生了矛盾，也對武松所代表的英雄主義提出了懷疑。
蔡國強的這兩件《不合時宜》正是他對「時宜」的重要省思。
「九一一事件以來，人們對恐怖主義的一致譴責成為輿論的全面性基調。但是九○年代以來，可以見到藝術走向有著輕鬆、遊戲性的趨勢，我自己也參與了這個趨勢，熱衷製作參與性的藝術。藝術家的經濟狀況普遍比起以往好，作品參加拍賣，基金會體制趨於成熟，國際上的藝術家們普遍忙於藝術體系內的活動，也都可以獲得相當充足的贊助。」
在藝術趨向輕鬆化或是唯美畫的走勢上，以及反恐論調的盛行之中，蔡國強卻出現反其道而行的作品，「政治不正確」。蔡國強卻在《不合時宜：舞台一》以恐怖份子慣用的自殺式爆炸攻擊為題。又在《不合時宜：舞台二》中以違背環保意識的「虐殺」為主題。更重要的是，這兩件作品都在展出的時候，以強大的力量影響觀眾心理，造成威脅感與不安，不管就命題或是展覽呈現給群眾心裡的不安感來說，這兩件作品簡直是太「不合時宜」了！
要在藝術作品中充滿力量地傳達藝術家對時代的省思以及感官上的撼動，最重要的便是藝術家的創作意圖以及藝術家在作品執行過程中的準確性與密合度。
所謂當代藝術，尤其是後現代主義之後的當代藝術家，往往有「想到」比「做到」更重要的傾向。藝術成了論述發表的媒介，藝術成了社會理念的彰顯工具，而藝術本身，「做」藝術這件事情，卻往往被當代藝術家所忽視。後現代之後的當代藝術一度傾斜往觀念先行，蔡國強與這批藝術家相當大的不同在於，他對於「做到」有著非常嚴肅的重視，「做到」才是藝術。
從古典的藝術家工匠傳統，什麼是藝術的定義不斷地翻轉討論，創作形式上作了很大的翻轉與融合。蔡國強的觀念是，如果當代藝術家在意的只是想法與論述，但是在作品最終呈現的「做到」表現疏鬆，只有「想到」，而沒有「做到」，就不是好的當代藝術家。
「優秀的當代藝術家，想的到，做的也要好，沒有一個可以做壞的。不管是從形式主義出發，或是從觀念主義出發，觀眾在他們的作品前都應該要感受到人類藝術的高度。」
「即便只是放一張照片，一張凳子，或是一句《辭海》裡頭關於凳子的解說，不管他怎麼作，只要看到原作，你都能承認他已經在他的藝術形式裡頭做到最完美最極致了。」
蔡國強舉例說，在印刷品氾濫的時代，安迪．沃荷也在做印刷這個形式，「但是你只要看到他的原作，就可以感受到安迪沃荷找到自己的語言，他把自己的藝術概念幹到底，做到最好狀態了。」
「每件事都不容易，這是社會的狀態。藝術也是不容易的，要有把握做得好，又要好玩輕鬆，不容易。」
不過，多數的當代藝術家的確只是述說他想到的，卻沒有做到他想到的。
想到與做到對蔡國強來說，一定要是同一件事情。
以他的裝置《撞牆》為例，在這件作品裡頭用了九十九頭狼，起先他畫草圖，捏小模型，請一群很會作標本的人按照草圖做狼，蔡國強必須密切跟這群人溝通，請他們不要刻意追求狼的結構或解剖的準確性，否則就真的會成為狼的標本展示了。
他要狼在他的作品中得以變形，他要求這些專家從原本作標本的概念解放出來，同時又能夠發揮他們原先的優點。九十九隻狼做好之後，全部攤在地上看了讓人頭暈，於是蔡國強開始在牆上畫出狼群的動線，玻璃應該掛在哪裡，然後請他的助理以及美術館工作人員把這些狼一一掛上去。
他很清楚，掛這件事情一定要請別人去掛，如果自己去掛他會疲勞，疲勞了會煩，煩了之後作品就不會好。當大家把狼群掛起來掛到棒極了的狀態，蔡國強就出手，把他們排好的破壞一下，調整到更好的狀態，整件作品就差不多好了。
「這是我的工作方法，不能認為什麼都是自己最行，要知道自己的弱點在哪裡，別人又能幫我什麼忙。彼此的力量加起來才是最好的。」
《撞牆》首次在柏林展出的時候，狼群的安排是從這個展廳跑向另一個展廳，動線非常美，黃灰色的狼撞牆後沒有痛苦也沒有流血，整體非常唯美。
「當時我覺得很滿意，覺得關於自己的政治背景，文化意涵或是人生哲理，都被翻譯成為這件藝術作品，就像詩一樣，我所想說的、我所喜歡的，都在裡頭了。就算不管背後的含意，空間運用本身也很有道理，光是欣賞那樣的視覺呈現，也是很棒的。」
後來《撞牆》這件作品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展出，蔡國強順著美術館很窄的地方設計狼的動線，觀眾走在狼群之間，創造出另一種情感，人和狼混在一起，「作品呈現的是狼，其實說的是人，這樣的感覺也很好。」
「即便只是放一張照片，一張凳子，或是一句《辭海》裡頭關於凳子的解說，不管他怎麼作，只要看到原作，你都能承認他已經在他的藝術形式裡頭做到最完美最極致了。」
蔡國強舉例說，在印刷品氾濫的時代，安迪．沃荷也在做印刷這個形式，「但是你只要看到他的原作，就可以感受到安迪沃荷找到自己的語言，他把自己的藝術概念幹到底，做到最好狀態了。」
「每件事都不容易，這是社會的狀態。藝術也是不容易的，要有把握做得好，又要好玩輕鬆，不容易。」
不過，多數的當代藝術家的確只是述說他想到的，卻沒有做到他想到的。
想到與做到對蔡國強來說，一定要是同一件事情。
以他的裝置《撞牆》為例，在這件作品裡頭用了九十九頭狼，起先他畫草圖，捏小模型，請一群很會作標本的人按照草圖做狼，蔡國強必須密切跟這群人溝通，請他們不要刻意追求狼的結構或解剖的準確性，否則就真的會成為狼的標本展示了。
他要狼在他的作品中得以變形，他要求這些專家從原本作標本的概念解放出來，同時又能夠發揮他們原先的優點。九十九隻狼做好之後，全部攤在地上看了讓人頭暈，於是蔡國強開始在牆上畫出狼群的動線，玻璃應該掛在哪裡，然後請他的助理以及美術館工作人員把這些狼一一掛上去。
他很清楚，掛這件事情一定要請別人去掛，如果自己去掛他會疲勞，疲勞了會煩，煩了之後作品就不會好。當大家把狼群掛起來掛到棒極了的狀態，蔡國強就出手，把他們排好的破壞一下，調整到更好的狀態，整件作品就差不多好了。
「這是我的工作方法，不能認為什麼都是自己最行，要知道自己的弱點在哪裡，別人又能幫我什麼忙。彼此的力量加起來才是最好的。」
《撞牆》首次在柏林展出的時候，狼群的安排是從這個展廳跑向另一個展廳，動線非常美，黃灰色的狼撞牆後沒有痛苦也沒有流血，整體非常唯美。
「當時我覺得很滿意，覺得關於自己的政治背景，文化意涵或是人生哲理，都被翻譯成為這件藝術作品，就像詩一樣，我所想說的、我所喜歡的，都在裡頭了。就算不管背後的含意，空間運用本身也很有道理，光是欣賞那樣的視覺呈現，也是很棒的。」
後來《撞牆》這件作品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展出，蔡國強順著美術館很窄的地方設計狼的動線，觀眾走在狼群之間，創造出另一種情感，人和狼混在一起，「作品呈現的是狼，其實說的是人，這樣的感覺也很好。」
之後這件作品在北京展出，北京的展廳小且短，剩下一大堆狼塞不進去，也畫不出狼群奔跑的長線，蔡國強就想出，讓這些狼撞牆之後再走回去，這個感覺更好。「他們撞牆後竟然高高興興地又來一次、再來一次，象徵著人類的行為，也更順利空間的調度利用。」
但若說《撞牆》這件作品最棒的展出，應該是在西班牙畢爾包美術館。那個美術館的空間很大，地面的狼彷彿奔跑在原野上，天花板的狼彷彿在天空飛騰，人可以走進狼群，也可以眺望遠處的雲。
蔡國強喜歡用動物的圖像創作，《撞牆》的狼、《不合時宜：舞台二》的老虎，還有《你的風水好嗎》的獅子，這些充滿力量與美感的動物。
「其實我不太喜歡獅子，我比較喜歡老虎。」蔡國強說：「老虎比較現實，獅子離現代社會社太遠。我用過很多獅子做風水，牠的力量是神性的，不是動物性的，文化符號意味太強；而老虎比較具體。」
「換句話說，從『想到』變成『做到』這件事情，藝術家應該有一種能力，就是在所有材料的組合與處理中，以及與空間的呼應中，找到一種他認為最好最準確的狀態。」在不同的地點，怎麼處理作品，或是面對空間與條件的限制，該不該妥協，或者應該妥協到什麼程度，其實是每一位藝術家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蔡國強的想法很清楚，每到一個美術館或是新的場地展出，面對不同的限制，「我只要去設想，第一，這樣的展出對自己的藝術創造力是不是有意思，第二是這樣展出呈現的人文關懷有沒有落在我所堅持的價值上。如果一個展出沒有這兩項基礎，那就沒意思了。」
從創意到執行到最終的呈現，從想到一個念頭到做到一件作品，蔡國強最傑出的地方在於，他的創意與執行多麼的密合與一致。
這樣的成就有來自天份的，也有來自自我訓練的部分。
蔡國強在大學的時候，就對創意這事很在行，比方他交作業的時候，老師常常特意不讓他的方案過關。於是，隔了一星期他又會再提另一個方案，但是老師還是不讓他過。如此反反覆覆，他比別人多交了很多作業。他知道老師是故意的。他想觀察蔡國強還能交出幾種不同的思考與方法，但是這也養成他不太願意動手做的習慣。於是同學們和他交換條件，他們幫蔡國強作模型，他幫同學出主意。
這些年來他跑遍各大雙年展，在不同的歐美美術館做展覽，也看了許許多多大師、同輩以及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他看別人的作品本能地就會從藝術家的角度審視。
在九○年代的時候，許多藝術家和蔡國強同一時期在國際雙年展中冒出頭，他當時就會思考，誰會走的比較長遠，哪一個藝術家則可能只是曇花一現。「我的眼光精準清楚，儘管有哪位藝術家的作品當時很出色，得了大獎，或是非常轟動，但是我的直覺會告訴我這可能只有一兩次，以後的路會很難走下去。」
「好的藝術家不是教育的結果，好的藝術家就像好的野獸。他們知道該躲藏在樹林裡的哪一個角落，才能捕捉到好的獵物並且不讓獵物察覺。」
但若說《撞牆》這件作品最棒的展出，應該是在西班牙畢爾包美術館。那個美術館的空間很大，地面的狼彷彿奔跑在原野上，天花板的狼彷彿在天空飛騰，人可以走進狼群，也可以眺望遠處的雲。
蔡國強喜歡用動物的圖像創作，《撞牆》的狼、《不合時宜：舞台二》的老虎，還有《你的風水好嗎》的獅子，這些充滿力量與美感的動物。
「其實我不太喜歡獅子，我比較喜歡老虎。」蔡國強說：「老虎比較現實，獅子離現代社會社太遠。我用過很多獅子做風水，牠的力量是神性的，不是動物性的，文化符號意味太強；而老虎比較具體。」
「換句話說，從『想到』變成『做到』這件事情，藝術家應該有一種能力，就是在所有材料的組合與處理中，以及與空間的呼應中，找到一種他認為最好最準確的狀態。」在不同的地點，怎麼處理作品，或是面對空間與條件的限制，該不該妥協，或者應該妥協到什麼程度，其實是每一位藝術家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蔡國強的想法很清楚，每到一個美術館或是新的場地展出，面對不同的限制，「我只要去設想，第一，這樣的展出對自己的藝術創造力是不是有意思，第二是這樣展出呈現的人文關懷有沒有落在我所堅持的價值上。如果一個展出沒有這兩項基礎，那就沒意思了。」
從創意到執行到最終的呈現，從想到一個念頭到做到一件作品，蔡國強最傑出的地方在於，他的創意與執行多麼的密合與一致。
這樣的成就有來自天份的，也有來自自我訓練的部分。
蔡國強在大學的時候，就對創意這事很在行，比方他交作業的時候，老師常常特意不讓他的方案過關。於是，隔了一星期他又會再提另一個方案，但是老師還是不讓他過。如此反反覆覆，他比別人多交了很多作業。他知道老師是故意的。他想觀察蔡國強還能交出幾種不同的思考與方法，但是這也養成他不太願意動手做的習慣。於是同學們和他交換條件，他們幫蔡國強作模型，他幫同學出主意。
這些年來他跑遍各大雙年展，在不同的歐美美術館做展覽，也看了許許多多大師、同輩以及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他看別人的作品本能地就會從藝術家的角度審視。
在九○年代的時候，許多藝術家和蔡國強同一時期在國際雙年展中冒出頭，他當時就會思考，誰會走的比較長遠，哪一個藝術家則可能只是曇花一現。「我的眼光精準清楚，儘管有哪位藝術家的作品當時很出色，得了大獎，或是非常轟動，但是我的直覺會告訴我這可能只有一兩次，以後的路會很難走下去。」
「好的藝術家不是教育的結果，好的藝術家就像好的野獸。他們知道該躲藏在樹林裡的哪一個角落，才能捕捉到好的獵物並且不讓獵物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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